行者武松与鲁智深是《水浒传》的主要东谈主物，亦然街谈巷谚中东谈主东谈主称颂、近朱者赤的英豪英豪。
真谛的是，他们的外号“行者”与“花和尚”在《水浒传》中最为相当：书中一百零八位梁山英豪的外号天然丰富各样，但其共同点在于当他们初登场时，这个外号经常还是伴跟着他们呈当今读者眼前。
比如宋江刚登场时，书中写谈：“如常散施棺材药饵，济东谈主繁难，周东谈主之急，扶东谈主之困。以此山东、河北驰名，都称他作实时雨。”[1]
李逵刚登场时，书中也写：“自己一个异名，唤作念黑旋风李逵。异域中都叫他作念李铁牛。”[2]
以致一些不属于梁山英豪的副角东谈主物亦然如斯，比如“话说那酸枣门外三二十个泼皮暴发户中间，有两个为头的，一个叫作念过街老鼠张三，一个叫作念青草蛇李四。”[3]
与之比较，“花和尚”和“行者”两个外号的相当性体当今它们都不是东谈主物登场时就有的，而是后起的。作家在字里行间描画出“花和尚”与“行者”是怎样成为东谈主物名号，又如安在江湖上传开立名的经由。
方成绘鲁智深
鲁智深刚登场时的身份是渭州提辖：“洒家是经略府提辖，姓鲁，讳个达字。”[4]直到第四回鲁达剃度作念了和尚，“花和尚”的名称才第一次出当今一首赞辞里：“裸形赤体醉魔君，杀东谈主纵火花和尚。”[5]第五、七回的回目，也开动出现“花和尚”的字眼。
不外，这仅仅作家为读者建构起的“花和尚”形象，在水浒的江湖宇宙中，还莫得东谈主知谈鲁智深的外号就是花和尚。
鲁智深桃花庄遇刘太公、打周通、认李忠；瓦罐寺碰老衲、逢史进；菜园子服众泼皮、识林冲，一皆结交者广阔，但都莫得拿起我方叫作念“花和尚鲁智深”。
直到第十七回，鲁智深因救林冲而得罪高太尉，恐累及大相国寺世东谈主，便在江湖崇高一火了一段手艺，在一派林中遇到要上二龙山的杨志后，方第一次说出：“东谈主见洒家背上有花绣，都叫俺作念花和尚鲁智深。”[6]
第二十七回张青讲解麻翻鲁智深的经过期也说：“因他脊梁上有花绣，江湖上都呼他作念花和尚鲁智深。”[7]这符号着“花和尚”的外号还是慎重在江湖上传开。
武松亦然如斯。《水浒传》里第二十三回至三十二回是驰名的“武十回”故事，但“行者”的名号直到第三十一趟的回目中才第一次出现。此前武松的称呼，皆是“武松”、“武二”、“武都头”等。
第三十一趟中，武松为复仇而血溅鸳鸯楼，张青配偶用此前麻翻的一个梵衲的戒箍、衣物、数珠、戒刀、度牒等，给武松重新装束了一番，又剪了头发，武松我方看镜子说：“我照了自也可笑，我也作念得个行者！”[8]张青配偶也赞誉谈：“真实好个行者！”[9]
往后三十一、三十二回中便常用“武行者”来称呼武松，孔明孔亮还重新为武松作念了一套行者衣着，这亦然作家要一遍随处在读者心中强化“行者武松”的见地。
天然“行者”外号建构起来时，武松的单东谈主故事已投入尾声，但五十七回中，李忠向二龙山求救时说：“又新有个行者武松，都有万夫不妥锐不能当。”[10]这标明武松“行者”的外号，也还是在江湖上传开。
在早期水浒故事中，“花和尚鲁智深”和“行者武松”应已是较为固定的搭配，比如《宋江三十六赞》中两东谈主的姓名外号就已与《水浒传》无二。[11]近来也有盘考指出像“花和尚”这么的外号在早期水浒故事中已格外流行、潜入东谈主心。[12]
在《水浒传》临了写定的时候，作家应当是参考了这么一个还是定型的名号搭配，但在演义中，却又并未像其他东谈主相同一开动就给以相应的外号，而是有意让这两个外号跟着演义情节的鼓动而冉冉得到建构。这是《水浒传》仅有的两例，其中亦寄予撰述者的匠心。
领先，“花和尚”和“行者”的建构对演义“天谈不彰”和“被逼无奈”的主题阐释有推动作用。
“花和尚”和“行者”，意味着身份的变换，从正本社会中的东谈主漂浮成了不受宽泛治理羁绊的东谈主。鲁智深原是军官，而武松则是庶民（也有顷然的作念都头的资格），但两东谈主改变身份的方针疏导，都是为了避祸。
由此、鲁智深和武松成为演义塑造的两个典型东谈主物，证明在一步步的压迫之下，不改变身份便难以存留于这个社会，上至军官，下至庶民，皆是如斯，反馈出对天谈不彰的社会的批判意志，强化“被逼无奈”的主题。
其次，英豪外号的造成与流传是演义江湖宇宙的推崇之一。
近来有盘考将《水浒传》中大约体现江湖特点、建构江湖宇宙的预想、语词作念了统计、归纳，比如“英豪”、“英豪”、“义气”、“酒肉”、“客店”、“盘缠”以及车马船舶、耍武卖艺等。而这种江湖宇宙建构起的谈德撑捏，恰是《水浒传》中的英豪之间的互相认同和义气投合。[13]
除此除外，“外号”的建构与流传亦然《水浒传》“江湖感”的体现。在描画一个东谈主的外号时，演义赓续用诸如“东谈主都唤作……”、“江湖东谈主称……”、“东谈主皆呼作……”这么的语词，这证明外号的造成是一个英豪的柬帖，是他大约在江湖上得到认同的前提。
鲁智深和武松行为演义效率塑造的两个主要东谈主物，其外号的从无到有，并最终在张青、李忠等东谈主口中说出，恰是《水浒传》江湖宇宙的典型推崇。
临了，“花和尚”和“行者”自己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。
“花和尚”和“行者”在性质上是很相似的，咱们都不错用“落发东谈主”加以空洞，但对比之下，二者又有诸多互异。
鲁智深“花和尚”的身份建构较早，五台山剃度时还是定型，而此时鲁智深的故事才刚刚开动；而武松“行者”身份建构得很晚，在易装之后，武松个东谈主的故事“武十回”还是接近尾声。
在调换身份之后，鲁智深和武松的故事也呈现出天壤之隔的面孔。鲁智深故事延续了此前拳打镇关西、大闹五台山的干涉，依旧热潮迭起，痛打小霸王、火烧瓦罐寺、倒拔垂杨柳、大闹野猪林，包括更靠后一些的行刺贺太守等，都是鲁智深侠义情感的体现。
而武松的故事则略逊一筹。从血溅鸳鸯楼开动，武松滥杀了很多东谈主命，自己已带有一定的病态复仇心境，而改装成行者后，他似乎变得愈加阴恶：先是不问来由杀了蜈蚣岭上的谈童，其后又似恶棍相同把孔亮痛打一番，临了作家也用略带簸弄的笔调，让醉酒的武行者败在了一只黄狗上头。
武松的故事，起原是醉酒打虎，有天东谈主之威；扫尾同是醉酒，却让一条黄狗戏弄，令东谈主哭笑不得。
这种互异反馈出作家对“和尚”与“行者”两种身份的不同贯通，并在其中寄予了不同的寓意。
作家对鲁智深的塑造，是一个走向圆满的经由。剃度之后，鲁智深醉酒大闹五台山，看似不守行为“和尚”的章程，但偏巧容与堂本仅在第四回一趟的批点中就用了四十二处“佛”字来描画他的种种步履，亦有考语云：“如果那班闭眼合掌的和尚，百家乐ag真人曝光决无成佛之理。”[14]
更真谛的是，“佛”字既描画过他受管教后一连三四个月不曾出寺门的章程步履，也描画过他早起便在佛殿后拉屎、醉后便径直吐在床边这么辩别空门章程的事，这足以见得“佛”不是那些闭眼诵经的样式主张，而是驯顺本心去作念事，这是作家借大闹五台山要传达给读者的真谛。
因此，鲁智深履行里扶危救困的人道与他作念不作念和尚是无关的。他帮过的东谈主既有刘太公儿子这么的弱女子，也有瓦罐寺老和尚这么的同谈；既有林冲这么的军官教头，也有史进这么的山贼头目，可谓是着实的“普度群生”，亦体现了作家对“和尚”这孤单份的交融。
而武松的身份是“行者”。在《水浒传》中，武松换的是个“梵衲”的衣着，也就是行脚讨饭、未始剃度的修行之东谈主。
和鲁智深比较，武松的故事是不圆满亦然不无缺的，从为兄报仇而斗杀西门庆，到为施恩出气而醉打蒋门神，再到大闹飞云浦、血溅鸳鸯楼、夜走蜈蚣岭、醉打孔亮，武松还是渐渐地从“为东谈主”转向了“为己”，天然，这其中连络的是武松嫉恶如仇的秉性，恶东谈主得除，如实令东谈主鼓掌叫好，但临了鸳鸯楼上滥杀的很多东谈主命、白虎山底下对孔亮父子的一些恶棍活动，只怕也很难摆脱。
换句话说，武松作念了“行者”，但并不像鲁智深行为“和尚”一般有佛性，仍然需要更多修行修皆。张青描画阿谁梵衲的刀时说：“思这梵衲也自裁东谈主不少，直到如今，那刀要便深夜里啸响。”[15]这也和武松特性的漂浮有所护士。
“花和尚”和“行者”两个外号在书中都是一步步建构起来的，但意涵有所不同。“和尚”即是“佛”，是一种理思的东谈主格，在鲁智深身上，“和尚”于他而言仅仅一个身份标记，他弥远都在践行佛祖要作念的事，最终成了真佛。
岂论他是否是一个合规合矩的和尚，这一秉性都莫得改变，因此，“和尚”身份的建构并非在鲁智深故事的末尾才完成，而是在故事一开动就为鲁智深的佛心定了性。
“行者”是要低一个端倪的身份，即便在性质上和“和尚”十分相像，然它和着实的“佛”弥远如故有距离的。
在武松改装之前，他体会的都是“行者”要资格的事情，崎岖的遇到、无端的肆虐，一切于武松言都是一种修行。
然而武松终究莫得到成佛的那一步，而渐渐在社会的压迫下转向一种病态的夷戮，是以一方面，演义在武松故事的临了为他安上一个“行者”头衔，算是对他畴前的资格作念了转头；另一方面演义也借助武松的修行之旅讪笑了病态与暗澹的封建社会，深化了作品的批判性。
这不由得令咱们思到两东谈主的结局。鲁智深擒住方腊，功劳甚大，宋江劝他作念个名山大刹的住捏，但他说：“都不要，要多也不消。只得个囫囵尸首，即是强了。”[16]而鲁智深最终也得到了他的“圆满”——坐化六和寺。
与鲁智深比较，武松失去了一条胳背，已成废东谈主，直到这时他终于放下了杀生之念：“小弟今已残疾，不肯进京朝觐……已作幽闲谈东谈主，十分好了。”[17]临了武松也在六和寺落发，八十而得善终，虽也能称圆满，但臂膀已失，终究留了一些缺憾。
这就是“花和尚”和“行者”的不本旨涵，前者默示一种圆满的东谈主格，后者则代表一种修心的经由。两个外号在深化演义主题的同期，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东谈主生田地。
慎重：
[1] 施耐庵、：《水浒传》，北京：东谈主民体裁出书社，1997年，第226页。
[2] 施耐庵、罗贯中：《水浒传》，北京：东谈主民体裁出书社，1997年，第496页。
[3] 施耐庵、罗贯中：《水浒传》，北京：东谈主民体裁出书社，1997年，第99页。
[4] 施耐庵、罗贯中：《水浒传》，北京：东谈主民体裁出书社，1997年，第43页。
[5] 施耐庵、罗贯中：《水浒传》，北京：东谈主民体裁出书社，1997年，第64页。
[6] 施耐庵、罗贯中：《水浒传》，北京：东谈主民体裁出书社，1997年，第213页。
[7] 施耐庵、罗贯中：《水浒传》，北京：东谈主民体裁出书社，1997年，第363页。
[8] 施耐庵、罗贯中：《水浒传》，北京：东谈主民体裁出书社，1997年，第408页。
[9] 同上注。
[10] 施耐庵、罗贯中：《水浒传》，北京：东谈主民体裁出书社，1997年，第759页。
[11] 玉成：《癸辛杂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146页。
[12] 王以兴：《龚开〈宋江三十六赞〉之鲁智深赞语考论》，《明清演义盘考》2020年第4期。
[13] 陈洪、曹廿：《纸上江湖说水浒》，《明清演义盘考》2020年第4期。
[14] 容与堂本《水浒传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书社，1988年，第67页。
[15] 施耐庵、罗贯中：《水浒传》，北京：东谈主民体裁出书社，1997年，第364页。
[16] 施耐庵、罗贯中：《水浒传》，北京：东谈主民体裁出书社，1997年，第1280页。
[17] 施耐庵、罗贯中：《水浒传》，北京：东谈主民体裁出书社，1997年，第1284页。